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流程
1.条件：年满18周岁;愿意逝世后无偿捐献器官救治他人。
2.捐啥：具有特定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或者胰腺等器官。
3.哪捐：登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或填写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交给当地器官捐献管理机构。
4.证书：登记完成将获得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卡。
5.授权：随时可以变更或撤销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公民逝世后，经严格的医学评估，如果适合器官捐献，首先核实志愿登记信息，然后以书面形式征求家人的意见，获得同意后，实施器官获取，并恢复遗体原貌。如果家人不同意，将不能进行遗体捐献。
生命的延续：器官捐受流程
发现潜在器官捐献者
谁来发现?
主治医生，病人家属、当地的器官捐献协调员
确认器官捐献意愿
捐献者的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以书面形式或共同表示同意捐献该公民人体器官捐献的意愿
进行死亡鉴定
由神经内外科、重症医学科等医师
对捐献者遗体进行死亡鉴定
确认器官是否达到捐献标准
由人体器官获取组织专家进行判断
获取器官
由获取组织专家对捐献者进行器官获取，来自红十字会与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对器官获取手术进行见证和监督
缅怀捐献者
所有在场人员对捐献者进行默哀缅怀
分配器官
器官分配给谁，不由人为决定，而是靠“器直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根据医学参数，就近原则等客观数据进行匹配
运送器官
若受捐者在外省，要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通过飞机、高铁等方式，将器官运送到受捐者所在城市
接收器官
受捐者所在医院移植医生签收器官，签收文件将纳入档案
器官移植
受捐者所在医院为受捐者实施手术，将捐献者的器官移植到受捐者体内制图/杨梦
“任何时候出现都不合适”，经常被赶走
在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之前，杨晓瑜是千佛山医院肝胆外科的一名护士，因为长期接触肝移植患者，了解捐献移植工作，所以她在2012年底被医院抽选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要想成为协调员要经过严格的考试，考出来协调员证才能上岗。”杨晓瑜说，与操作规范相比，对协调员来说，对器官供受双方感情的了解，才是协调员最需要做的事。
协调员面对的都是即将逝去亲人的悲痛中的家庭，可是他们却要开口跟患者亲属去讨论死亡、提出器官捐献。也许他们在任何时间出现都是不合适的，可是他们又必须出现去和患者亲属沟通。“沟通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那种整个家庭沉浸在悲伤、绝望、无助的情况下。”杨晓瑜说，很多时候，他们得到的是亲属不理解的眼神和婉拒，甚至动粗。
“一次，有个50多岁的大叔出现严重脑溢血。如果去协调，必须抓住时机，如协调得晚，器官就不能用了。我趁大叔女儿到监护室探望期间，在接待室给她提出了器官捐献的事，刚说完女孩就开始掉眼泪。其实我心里很不好受，但不继续做工作就错过了。”杨晓瑜说，当时女孩走了出去，她还是追了上去。女孩的家属都围过来，问她是干嘛的，得知身份后，家属围住杨晓瑜情绪很激动地说：“我们的亲人都这样了，你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你赶快走，我们不想看到你。”
“刚开始接触这份工作时，自己感情上也无法接受。看见那些悲痛的家属，也能感同身受。十几岁的孩子正是好时候，四五十岁则上有老下有小……每一例都有无法言说的痛苦。然而想到自己的工作是让更多人活下去，还是要硬着头皮干下去。八成以上是碰钉子。”山大二院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刘红说，“虽然我们很希望亲属们能在悲痛中做出捐献患者的器官帮助其他等待器官救命病人的决定，但从不强人所难。对于协调员，更多的是站在患者亲属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将心比心，他们所做出的任何决定都会得到尊重，即使是拒绝捐献。”
时常与家属一起经历生死离别，协调员承受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不像产科的医生，看到的都是新生命，我们经常接触的都是临终病人，有时心里压力很大，看着家属悲痛万分，自己有时候也会心情沉重，但是想到一个生命的逝去却带给另外好多人重生的希望，心里也会得到些安慰。”杨晓瑜说。
济南的协调员大多是女性
据了解，目前在济南有省立医院、齐鲁医院、千佛山医院、山大二院和济南军区总医院5家医院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医院。作为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一部分，我省在这些大型医院设置了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希望住院患者在生命垂危时能实现捐赠。各家医院分别有一两名协调员，济南市红十字会有三名协调员，大多数为女性。
五家医院分区域负责器官捐献的协调工作，比如千佛山医院负责滨州、德州、莱芜和济南历下区四地的器官捐献协调。“我们一周要有三四天是漂在外面的。在这四个区域，大概有十多家医院，我们必须每周保证去这十几家医院至少两次，去给当地医院的重症监护科和神经外科两个重点科室的主任做工作，让他们时刻绷紧提醒临终患者捐献器官的弦儿。要知道主任们都很忙，手头不只这一样工作，所以我们必须时常出现在他们面前，让他们记起还有这样一件工作。”杨晓瑜坦言。
除了负责区域，还有大型三甲医院对口扶持的基层医院，也是协调员们主攻的方向。“我们协调成功的患者，大多是在基层医院，因为凡是转到省城医院来的，都是不愿放弃救治希望的，且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而在基层，车祸相对多一些，符合捐献条件的患者更多。所以我们必须经常走下去。”刘红说。
人体器官捐献有着一套严格的程序，战线无疑拉得很长，但病人如突然病危，又需要协调员们成为一名“机动兵”。同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陈倩(化名)说，协调员的工作贯穿于捐献前中后。在患者捐献前，要进行动员沟通，确认患者要捐献，并告知捐献秉持无偿自愿、去世后捐献的原则，这一过程要全程录音、文字记录。而病人一旦病危，即使在夜半，协调员也要马上动身赶往目的地。“有一次下着雪，菏泽的一个病人病危，路很滑，当时我们晚上10点多出发的，走了四个多小时才到，回来就已是第二天下午。”陈倩回忆说，协调员也是整个捐献过程的见证者，在器官摘取手术时，需和医生一起进入手术室见证，并监督捐献人员遗体遗容的恢复和默哀仪式。
他们是捐献者亲属的贴心人
杨晓瑜坦言，其实对于协调员，捐献后的工作比患者捐献前的工作更多。“只要有捐献的案例，就说明我们正在面对一个生命的消逝，一个家庭的悲苦。虽然亲属已知道并接受患者病情危重、没有救治的希望和要离开的事实，但即使在完全靠机器和药物的维持下多感受一刻患者的体温和心脏的跳动，都会让他们觉得患者还在身边。当亲属做出捐献的决定，就意味着他们为了帮助别人、避免患者的器官功能在维持中衰竭，要放弃对患者的维持治疗。每次面对亲属那种两难选择，我们真的是既难过又被深深感动，那些家属真的很伟大。所以一个专职协调员的工作并不仅仅是动员和劝说，更多的是给予悲痛中的家庭以安慰和精神上的支持，站在捐献者家庭的角度，提供细心的帮助和服务，做捐献者家属的贴心人。”杨晓瑜说。
至今杨晓瑜还记得多年前的一个捐献者。那是一个17岁的东北女孩，来济打工多年，不知为何突然跳河自杀。她的年迈双亲千里迢迢从铁岭赶来，面对的却是女儿生命将要终止的现实。“当时他们在济南举目无亲，我要安排他们吃住，并给他们做协调工作。老人说，来之前在家里算了卦，说这个女儿终究是留不住的，所以不打算带回去了，同意了捐献。老人说话时，老泪纵横，我的心也非常痛。”
“女孩捐献完火化后，可能是当地的风俗，需要在凌晨4点，找一条自东向西流的大河，将女孩的骨灰挥洒进去。但那个点，老人又抱着骨灰，没有出租车愿意拉他们去。那天凌晨，我就开着车将他们拉到了黄河附近，和他们一起将女孩送走了。”至今想起，杨晓瑜还不胜唏嘘。
在患者捐献后，协调员还要负责料理遗体、遗体火化、在福寿园刻碑、每年通知家属缅怀等工作。这也让他们成为了捐献者家属的贴心人。现今，杨晓瑜还和一位12岁女童器官捐献者的家属保持着联系。“女孩家是日照的，后来失去孩子的母亲又生了二胎，是个男孩。他们将儿子的照片传给我看，我很替他们高兴。去年，我陪着他们一起去福寿园祭奠了女孩。”
从事协调员的工作，心理压力大、工作不分昼夜，很多协调员或多或少都打过退堂鼓，甚至有的协调员觉得撑不下去了，可最终还在坚持着。刘红的话也许道出了他们坚持的原因：“一边是死亡，一边是新生。当捐献工作结束时，亲属拉着我的手说谢谢时，当我想到又有患者因为我的努力而获得生的希望时，我觉得所有的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
